三年前，在香港大埔这个地方，名媛蔡天凤在出门去接孩子之后，就突然不见了踪影。警方后来在龙屋村里面的一个住宅区当中，找到了被切开的遗体。这个案子现在正在高等法院那里进行审理，她前夫家里的三个人都说不承认谋杀的指控。随着法医专家走到法庭上说出证词，藏在骨头缝隙里面的真实情况，正一点一点地被拼凑起来。 上个星期，政府化学师谭卓宁博士第一个走到法庭前面说出自己的看法。为了让他说出的话不被别的东西影响，他专门去买了一把同样牌子的电锯和一把同样牌子的手锯，接着又拿来牛尾骨做了对比的实验。他在旁边仔细看，发现电锯切过之后留下的印子有一点点弯，这和手锯切过之后留下的那种直直的、而且很均匀的印子不一样。靠着这个看到的情况，他认定死者骨盆上面的锯痕是用电锯弄出来的，这样一来，用手锯造成这些痕迹的可能就被排除了。 为了看看搬运尸体是不是行得通，警方还专门做了一次模拟实验。他们找来了两个跟犯罪现场发现的那样的透明塑料箱，接着让两名男警员试着去搬一名体型差不多的女警员。结果看出来，两个人一起配合，是完全能够把装着一名成年女性的塑料箱给移动起来的。通过这一步，就确认了犯罪嫌疑人不管是自己一个人，还是跟同伙一起，想要转移遗骸的话，在身体条件上是做得到的，这也给后面的指控提供了一些基础的支撑。 然而，在本周的证词里面，出现了一种变化。谭卓宁指出，受害者的脊柱有两处切割痕迹，这些痕迹的标记跟圆锯在持握不稳的时候产生的轻微弯曲是相符的，所以这就排除了手锯；可是，当辩护方问到关于骨盆左右髋骨的断裂情况时，这位专家很直白地说没法确定造成这些断裂的工具，于是他就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 这是因为骨折出现的位置是在关节的地方，中间因此留下了一个空隙。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工具里面的任何一种——像是电动锯、锤子或者大砍刀——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断裂。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骨头的表面上没有留下特别的、能区分出来的痕迹。法医方面的专家没有办法只靠着用眼睛去看，就确定到底是哪一种单独的工具造成了这个伤害。因为存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所以法庭里面的气氛变得有一点微妙。 法医说可能用了不一样的工具来处理身体的不同部位，比如用电锯去处理坚硬的骨盆骨骼，还用别的器械把髋骨分开。这和警方在现场找到的三十多种各类工具是对得上的。这说明处理尸体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事，而是分阶段去做的，在这期间甚至还换了作案凶器，显示出有一定程度的预谋性。 还要让人担心的是分离出现的地方；做这件事的人正好躲开了最硬的骨头部分，顺着人身关节中间的缝隙去切开。这样的做法不像是在害怕的时候随便乱砍，倒是说明他懂一点关于身体结构的知识，或者是试了很多次才做到的。这个情况清楚地否定了这只是偶然“用力敲打”的说法，表明这是一种早就想好的犯罪行为。 辩护律师提出疑问，凶手为什么选用透明塑料箱来运送尸体，觉得这样做很不合理，也很容易被发现。对于这一点，法医专家如实说明，自己缺少隐藏尸体的经验，所以没法站在凶手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可是，检方马上指出，监控录像显示出当时有两个塑料箱叠在一块儿，这个情况成了案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谭卓宁说，当两个透明塑料盒叠放在一起的时候，视线就会变得有点模糊，这就是大家说的“烧烧蒙”。这也说明了凶手利用叠放来藏住里面东西的想法。这些细节上的补充让原本看着不太合理的运尸方法变得可以操作而且不容易被发现，同时这也反映了凶手的打算。 从上周很有把握地看出链锯痕迹，到本周碰到复杂断裂面的时候老实说不知道，法医鉴定人的实话让案件的复杂程度变得更明显。虽然证据链很严密，不过中间也有空缺的地方。对于尸体所进行的冷静并且有条理的处理——从使用链锯开始，再到利用关节力学原理，最后把塑料容器堆叠起来用来运输——这些都说明这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犯罪行为，而是一件经过仔细计划的恶劣事情。 特别
